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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变复之家,以久雨为湛,久旸为旱。旱应亢阳,湛应沈溺。或难曰:夫一岁之中,十日者一雨,五日者一风。雨颇留,湛之兆也。旸颇久,旱之渐也。湛之时,人君未必沈溺也;旱之时,未必亢阳也。人君为政,前後若一。然而一湛一早,时气也。范蠡计然曰:“太岁在〔於〕水,毁;金,穰;木,饥;火,旱。” 夫如是,水旱饥穰,有岁运也。岁直其运,气当其世,变复之家,指而名之。人君用其言,求过自改。旸久自雨,雨久自旸,变复之家,遂名其功;人君然之,遂信其术。试使人君恬居安处不求己过,天犹自雨,雨犹自旸。旸济雨济之时,人君无事,变复之家,犹名其术。是则阴阳之气,以人为主,不〔统〕於天也。夫人不能以行感天,天亦不随行而应人。《春秋》鲁大雩,旱求雨之祭也。旱久不雨,祷祭求福,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祸矣。此变复也。《诗》云:“月离於毕,比滂沲矣。”《书》曰:“月之从星,则以风雨。”然则风雨随月所离从也。房星四表三道,日月之行,出入三道。出北则湛,出南则旱。或言出北则旱,南则湛。案月为天下占,房为九州候。月之南北,非独为鲁也。孔子出,使子路赍雨具。有顷,天果大雨。子路问其故,孔子曰:“昨暮月离於毕。”後日,月复离毕。孔子出,子路请赍雨具,孔子不听,出果无雨。子路问其故,孔子曰:“昔日,月离其阴,故雨。昨暮,月离其阳,故不雨。”夫如是,鲁雨自以月离,岂以政哉?如审以政令月,离於毕为雨占,天下共之。鲁雨,天下亦宜皆雨。六国之时,政治不同,人君所行赏罚异时,必以雨为应政令月,离六七毕星,然後足也。

  鲁缪公之时,岁旱。缪公问县子:“天旱不雨,寡人欲暴巫,奚如?”县子不听。“欲徙市,奚如?”对曰:“天子崩,巷市七日;诸公薨,巷市五日。为之徙市,不亦可乎!”案县子之言,徙市得雨也。案《诗》、书之文,月离星得雨。日月之行,有常节度,肯为徙市故,离毕之阴乎?夫月毕,天下占。徙鲁之市,安耐移月?月之行天,三十日而周。一月之中,一过毕星,离阳则旸。假令徙市之感,能令月离毕〔阴〕,其时徙市而得雨乎。夫如县子言,未可用也。

  董仲舒求雨,申《春秋》之义,设虚立祀,父不食於枝庶,天不食於下地。诸侯雩礼所祀,未知何神。如天神也,唯王者天乃歆,诸侯及今长吏,天不享也。神不歆享,安耐得神?如云雨者气也,云雨之气,何用歆享?触石而出,肤寸而合,不崇朝而辨雨天下,泰山也。泰山雨天下,小山雨国邑。然则大雩所祭,岂祭山乎?假令审然,而不得也。何以效之?水异川而居,相高分寸,不决不流,不凿不合。诚令人君祷祭水旁,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?夫见在之水,相差无几,人君请之,终不耐行。况雨无形兆,深藏高山,人君雩祭,安耐得之?

  夫雨水在天地之间也,犹夫涕泣在人形中也。或赍酒食,请於惠人之前,〔求〕出其泣,惠人终不为之陨涕。夫泣不可请而出,雨安可求而得?雍门子悲哭,孟尝君为之流涕。苏秦、张仪悲说坑中,鬼谷先生泣下沾襟。或者傥可为雍门之声,出苏、张之说以感天乎!天又耳目高远,音气不通。杞梁之妻,又已悲哭,天不雨而城反崩。夫如是,竟当何以致雨?雩祭之家,何用感天?案月出北道,离毕之阴,希有不雨。由此言之,北道,毕星之所在也。北道星肯为雩祭之故下其雨乎?孔子出,使子路赍雨具之时,鲁未必雩祭也。不祭,沛然自雨;不求,旷然自旸。夫如是,天之旸雨,自有时也。一岁之中,旸雨连属。当其雨也,谁求之者?当其旸也,谁止之者?

  人君听请,以安民施恩,必非贤也。天至贤矣,时未当雨,伪请求之,故妄下其雨,人君听请之类也。变复之家,不推类验之,空张法术,惑人君。或未当雨,而贤君求之而不得;或适当自雨,恶君求之,遭遇其时。是使贤君受空责,而恶君蒙虚名也。世称圣人纯而贤者驳,纯则行操无非,无非则政治无失。然而世之圣君,莫有如尧、汤。尧遭洪水,汤遭大旱。如谓政治所致,尧、汤恶君也;如非政治,是运气也。运气有时,安可请求?世之论者,犹谓尧、汤水旱。水旱者,时也;其小旱湛,皆政也。假令审然,何用致湛。审以政致之,不修所以失之,而从请求,安耐复之?世审称尧、汤水旱,天之运气,非政所致。夫天之运气,时当自然,虽雩祭请求,终无补益。而世又称汤以五过祷於桑林,时立得雨。夫言运气,则桑林之说绌;称桑林,则运气之论消。世之说称者,竟当何由?救水旱之术,审当何用?

  夫灾变大抵有二:有政治之灾,有无妄之变。政治之灾,须耐求之,求之虽不耐得,而惠愍恻隐之恩,不得已之意也。慈父之於子,孝子之於亲,知病不祀神,疾痛不和药。又知病之必不可治,治之无益,然终不肯安坐待绝,犹卜筮求崇、召医和药者,恻痛殷勤,冀有验也。既死气绝,不可如何,升屋之危,以衣招复,悲恨思慕,冀其悟也。雩祭者之用心,慈父孝子之用意也。无妄之灾,百民不知,必归於主。为政治者慰民之望,故亦必雩。

  问:“政治之灾,无妄之变,何以别之?”曰:德酆政得,灾犹至者,无妄也;德衰政失,变应来者,政治也。夫政治则外雩而内改,以复其亏;无妄则内守旧政,外修雩礼,以慰民心。故夫无妄之气,厉世时至,当固自一,不宜改政。何以验之?周公为成王陈《立政》之言曰:“时则物有间之。自一话一言,我则末,维成德之彦,以乂我受民。”周公立政,可谓得矣。知非常之物,不赈不至,故敕成王自一话一言,政事无非,毋敢变易。然则非常之变,无妄之气间而至也。水气间尧,旱气间汤。周宣以贤,遭遇久旱。建初孟〔年〕,北州连旱,牛死民乏,放流就贱。圣主宽明於上,百官共职於下,太平之明时也。政无细非,旱犹有,气间之也。圣主知之,不改政行,转谷赈赡,损酆济耗。斯见之审明,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。鲁文公间岁大旱,臧文仲曰:“修城郭,贬食省用,务啬劝分。 ”文仲知非政,故徒修备,不改政治。变复之家,见变辄归於政,不揆政之无非,见异惧惑,变易操行,以不宜改而变,只取灾焉!

  何以言必当雩也?曰:《春秋》大雩,传家〔左丘明〕、公羊、谷梁无讥之文,当雩明矣。曾晰对孔子言其志曰: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孔子曰:“吾与点也!”鲁设雩祭於沂水之上。暮者,晚也;春谓四月也。春服既成,谓四月之服成也。冠者、童子,雩祭乐人也。浴乎沂,涉沂水也,象龙之从水中出也。风乎舞雩,风,歌也。咏而馈,咏歌馈祭也,歌咏而祭也。说论之家,以为浴者,浴沂水中也,风干身也。周之四月,正岁二月也,尚寒,安得浴而风干身?由此言之,涉水不浴,雩祭审矣。

  《春秋》《左氏传》曰:“启蛰而雩。”又曰:“龙见而雩。启蛰、龙见。” 皆二月也。春二月雩,秋八月亦雩。春祈谷雨,秋祈谷实。当今灵星,秋之雩也。春雩废,秋雩在。故灵星之祀,岁雩祭也。孔子曰:“吾与点也!”善点之言,欲以雩祭调和阴阳,故与之也。使雩失正,点欲为之,孔子宜非,不当与也。樊迟从游,感雩而问,刺鲁不能崇德而徒雩也。

  夫雩,古而有之。故《礼》曰:“雩祭,祭水旱也。”故有雩礼,故孔子不讥,而仲舒申之。夫如是,雩祭,祀礼也。雩祭得礼,则大水鼓用牲於社,亦古礼也。得礼无非,当雩一也。礼祭〔地〕社,报生万物之功。土地广远,难得辨祭,故立社为位,主心事之。为水旱者,阴阳之气也,满六合难得尽祀,故修坛设位,敬恭祈求,效事社之义,复灾变之道也。推生事死,推人事鬼。阴阳精气,傥如生人能饮食乎?故共馨香,奉进旨嘉,区区惓惓,冀见答享。推祭社言之,当雩二也。岁气调和,灾害不生,尚犹而雩。今有灵星,古昔之礼也。况岁气有变,水旱不时,人君之惧,必痛甚矣。虽有灵星之祀,犹复雩,恐前不备,肜绎之义也。冀复灾变之亏,获酆穰之报,三也。礼之心悃,乐之意欢忻。悃愊以玉帛效心,欢忻以钟鼓验意。雩祭请祈,人君精诚也。精诚在内,无以效外。故雩祀尽己惶惧,关纳精心於雩祀之前,玉帛钟鼓之义,四也。臣得罪於君,子获过於父,比自改更,且当谢罪。惶惧於旱,如政治所致,臣子得罪获过之类也。默改政治,潜易操行,不彰於外,天怒不释。故必雩祭,惶惧之义,五也。汉立博士之官,师弟子相呵难,欲极道之深,形是非之理也。不出横难,不得从说;不发苦诘,不闻甘对。导才低仰,欲求裨也;砥石劘厉,欲求銛也。推《春秋》之义,求雩祭之说,实孔子之心,考仲舒之意,孔子既殁,仲舒已死,世之论者,孰当复问?唯若孔子之徒,仲舒之党,为能说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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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衡 卷十五明雩篇译文

专门祈祷消除变异的人认为,雨下久了就成涝灾,天晴久了就成旱灾。旱灾是上天对君主骄横的谴告,涝灾是上天对君主迷恋酒色的谴告。有人诘难说:“一年之中,或十天下一次雨,或五天刮一次风。雨…展开

  专门祈祷消除变异的人认为,雨下久了就成涝灾,天晴久了就成旱灾。

  旱灾是上天对君主骄横的谴告,涝灾是上天对君主迷恋酒色的谴告。有人诘难说:“一年之中,或十天下一次雨,或五天刮一次风。雨稍微下久一点,就是涝灾的预兆;天晴久一点,就是旱灾的苗头。发生涝灾的时候,君主未必就迷恋于酒色;发生旱灾的时候君主未必就骄横。君主施政,前后一致,然而无论涝灾旱灾,都是因为碰上了当时的灾害之气。”《范蠡·计然》上说:“太岁运行到北方,庄稼被毁坏;运行到西方,五谷丰登;运行到东方,发生饥荒;运行到南方,发生旱灾。”这样说来,水旱灾害饥荒丰收是和太岁运转相关联的。太岁恰好运行到某一方位,灾害之气正好在世上出现,变复之家就针对这种情况编造出一套说法。君主采用他们的说法,找出自己的过错加以改正。晴久了自然会下雨,雨下久了自然会天晴,变复之家于是就把晴雨的变化说成是他们的功劳,君主认为正确,于是就相信了他们的占术。假如让君主安安静静地呆在那里,不寻求自己过错,上天仍然会下雨,雨后仍然会天晴。晴止雨止之时,君主并没有做什么特殊的事情,变复之家,仍然要自吹他们的占术。这样说来,阴阳之气的变化是以人决定的,而不是统属于天的了。人不能用道德行为感动天,天也不会随从人的道德行为来谴告人。

  《春秋》记载鲁国举行雩祭,是天旱祈求下雨的祭祀。天旱了好长时间不下雨,祷告祭祀求天福佑,就像人生了疾病,祭祀神灵解除灾祸一样,这就是所谓的变复之道。《诗经》上说:“月亮靠近毕宿,马上就有滂沱大雨。”《尚书》上说:“月亮靠近箕宿和毕宿,就会多风多雨。”如此说来,风和雨是随着月亮靠近箕宿和毕宿而来的了。房星以四颗星为标志构成三条通道,日月的运行,出入于此三道之间。出于北道就有雨,出于南道就有旱。或者说出于北道就有旱,出于南道就有雨,按照月亮靠近箕宿或毕宿这种自然现象被天下人用来预测风雨,月亮运行经过房宿北道或南道这种自然现象,被天下人用作观测涝旱的事实,月亮经过房宿的南道或北道不光是为了鲁国啊。孔子外出,让子路携带雨具,一会儿,天果然下了大雨。子路问这又是什么缘故,孔子说:“因为昨天晚上月亮靠近毕宿。”后来有一天,月亮又靠近毕宿。孔子外出,子路请求带雨具,孔子不听从,出去果然没有下雨。子路问这是什么缘故,孔子说:“那天,月亮靠近毕宿的北面,所以下雨;昨天晚上,月亮靠近毕宿的南面,所以不下雨。”这样看来,鲁国下雨本来是因为月亮靠近了毕宿,哪里是由于政治的缘故呢?如果确实是由于政令的缘故,那么月亮靠近毕宿预示天要下雨,这是天下所共同的。鲁国下雨,天下也都应该下雨。战国时期,各国政冶不同,君主施政,赏罚不在一个时间,一定要把下雨说成是上天应和六国的政令,那么上天就要使月亮靠近毕宿六七次,然后才能满足这种情况。

  鲁穆公在位的时候,有一年大旱。穆公问县子:“天旱不下雨,我打算晒巫求雨,怎么样?”县子不赞成他的做法。穆公又说:“我打算迁移集市,怎么样?”县子回答说:“天子死,要在小巷里集市七天;诸侯死,要在小巷里集市五天。为了天旱而迁移集市,不也是可以的吗?”考察县子的这种说法,是为迁移集市而求雨。考察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上的记载,月亮靠近毕宿就会下雨。日月的运行,有一定的规律,能因为迁移集市的缘故,靠近毕宿的北面而使天下雨吗?月亮靠近毕宿天下人用来预测涝旱,迁移鲁国的集市,怎么能改变月亮运行的轨道呢?月亮在天空运行,三十日一个周天。一个月之中,有一次经过毕宿,靠近毕宿的南边就天晴。假使以迁移集市的行为去感动天,能使月亮靠近毕宿的北面,那么在月亮已经靠近毕宿南面的时候迁移集市,能够让月亮再靠近毕宿的北面而求得下雨吗?像县子的这种说法,是不可采用的。

  董仲舒向天求雨,是为了发挥《春秋》的大义,所以设立土坛进行祭祀。死去的父亲不享用庶子所供的祭品,上天也不享用各诸侯国的祭品。诸侯各国雩礼所祭祀的,不知道是什么神灵。如果说是祭祀天神,只有天子的祭品天神才肯享用。诸侯各国以及现在的地方长官的祭品,天神是不享用的。天神不享用他们的祭供,他们怎么能得到天神的恩惠呢?如果说是祭祀云雨之气的话,云雨之气用什么来享用祭品呢?云雨之气沿着石缝蒸发出来,紧密地接合在一起,不到一早上的时间,普天下都下了雨,这是泰山上的云雨之气。泰山的云雨之气形成的雨,能够遍及天下;小山形成的雨,只局限于一个地区。如此说来,大雩礼所祭祀的,岂不是祭泰山吗?假使真的如此,也还是得不到雨的。用什么来检验呢?水聚集在不同的河道里,高低相差在分寸之间,不挖开堤岸,水不会流出来,不开通河道,两条河的水就不会汇合在一起。如果让君主在河水旁边祷告祭祀,能使相差分寸的水流汇合吗?呈现在眼前的河水,高低相差不多,君主祈求它,终究不能流出。何况雨在降落之前无形无踪,深藏在高山上,君主举行雩祭,怎么能够求得它呢?

  雨水在天地之间,好比眼泪在人体中一样。有人把酒食送到一个仁慈的人面前并提出请求,请求他哭出泪来,那位仁慈的人终究不会为他的请求而流泪的。眼泪不可以因请求而流出,雨怎么又可以因请求而得到呢?雍门子悲痛地哭泣,孟尝君被感动得也哭了起来。苏秦、张仪在深谷中悲哀地诉说,鬼谷先生眼泪流下沾湿了衣襟。有人如果能发出雍门子那样的哭声,说出苏秦、张仪那样的话来,也许因此就能感动上天了吧?再说天的耳目又高又远,声音气息与人不相通。杞梁的妻子已经又悲哀地痛哭,天不下雨城墙反而倒塌,如果是这样,究竟应当用什么才能招来下雨呢?鼓吹雩祭的人,以什么办法来感动上天呢?考察月亮出入于房宿北道,靠近毕宿的北面,很少有不下雨的。因此说来,北道是毕宿所在的位置。北道毕宿肯因为雩祭的缘故而下雨吗?孔子外出,让子路带雨具的时候。鲁国未必举行雩祭。没有举行雩祭,雨自己仍然下得很大;没有祈求,天自己仍然很晴朗。如果是这样,天的晴雨,自有一定的时候。一年之中,晴天雨天交替出现。当天下雨的时候,是谁求它下的呢?当天晴朗的时候,是谁禁止它不下雨的呢?君主听从别人的请求,举行雩祭来安抚人民施以恩惠,必定不是贤良的君主。天是极为贤良的了,这时不应当下雨,人为地请求它下雨,因此就随便下起雨来,好比君主听从别人的请求是同样的。鼓吹变复之道的人,不用类推的办法去验证它,凭空吹嘘法术,迷惑君主。或者这时不应当下雨,而贤良的君主祈求也不会下雨;或恰好上天正要下雨,凶恶的君主祈求它,正好碰上这个时候,这就使得贤良的君主受到枉然的责备,而凶恶的君主则获得虚假的名声。

  世人都声称圣人纯正而贤者不纯正。纯正则行为品德没有过失,没有过失则政治就不会失误。然而世间上的圣明君主,没有一个比得上唐尧和成汤的。唐尧执政时国家遭受洪水,成汤执政时国家遭受大旱。如果说是由于政治所带来的,那么唐尧、成汤都是凶恶的君主了;如果不是政治带来的,那就是运行的阴阳之气引起的。运行的阴阳之气出现有一定的时机,怎么可以由于祭祀祷告而出现呢?世上论说此事的人,仍然说唐尧、成汤时的洪水和大旱。洪水和大旱出现,是时节问题。那些小的旱涝灾害,都是政治造成的,假如果真如此,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旱涝灾害的呢?确实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导致了灾害,不去修正政治上造成的失误,而只是举行祭祀祷告,怎么能消除灾害而恢复常态呢?世人确实认为唐尧、成汤时的洪水和大旱,是由于上天运行的阴阳之气引起的,并不是由于政治失误导致的。天上运行的阴阳之气时机适当就自己形成,即使举行雩礼祭祀祷告,终究毫无补益。世人又说成汤遭大旱时,他曾经找出自己的六种过错在桑林祈祷,当时立即就获得了雨。如果说旱涝是自然运行的阴阳之气造成的,那么祈祷于桑林的说法就得排除;肯定祈祷于桑林的说法,那么自然运行的阴阳之气造成旱涝的看法就得取消。世上论说这件事的人,究竟应当遵循哪一种说法呢?而救水旱灾害的办法,到底应当采用哪一种呢?

  灾变大致有两种,有由于政治导致的灾害,有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。政治导致的灾害,应该进行祈祷。祈祷即使不能得到天的保佑,然而表示了君主对百姓的一种仁慈怜悯的恩典,不由得不那样做的意思。慈父对于儿子,孝子对于双亲,知道有病必然祭祀神灵保佑,知道疾痛必然配药医治。即使知道是根本无法可治的病,治疗也没有什么好处,然而终究不肯让病人安坐家中等待死亡,还是要占卜求问是什么鬼神在作怪,请来医生配药,忧伤悲痛情意恳切,希望医治能有效果。亲人已经死亡气绝,无可奈何,还要爬上屋脊,摇动衣服招魂,悲哀悔恨思念不已,希望死者复活过来。雩祭者的用心,如同慈父孝子的用意一样。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,老百姓不知道,必然怪罪于君主,执政的君主为了安抚民心,所以也心须举行雩祭。

  问:“政治失误引起的灾祸和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,用什么来区别它们呢?”答:君主德行纯厚政治得当,灾害仍然出现,就是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;君主德行衰微政治失误,灾害应和这种状况出现,就是政治引起的灾害。如果是政治引起的灾害,那就在外举行雩祭而在内修改政治,用这种办法来挽回它造成的亏损;如果是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,那就在内坚持原有的政治,在外举行雩礼,用这种办法来安抚民心。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,历代不时出现,应当坚持本身一贯的做法,不应该改变政治。用什么来验证这一点呢?周公为周成王陈述治理国家的道理,说:“有时灾祸会干扰政事,即使在一句话一个字上,我都没有错误,只是用有才德的人,治理好我承天命所得的百姓。”周公在用人理政方面,可算是很得体的了。知道异常的灾祸,不对百姓进行救济就不会消除。因此告诫周成王从一句话一个字开始,政事上没有过失,就不要轻易改变。然而异常的灾祸,由于意料不到的阴阳之气的干扰而出现。造成水灾的阴阳之气干扰唐尧,造成旱灾的阴阳之气干扰成汤。周宣王作为一位贤君,却遭遇长时间的旱灾。汉章帝建初元年,北面三州接连大旱,耕牛死亡人民贫乏,开放流民到谷价便宜的地方求生。圣主在朝廷宽厚英明,百官在地方忠于职守,就是太平盛世。政治上没有细小的过失,旱灾还有发生,是阴阳之气干扰造成的。圣主知道这种情况,不改变政治德行,调运谷物救济百姓,运送丰收地区的粮食去救济灾区。这种见解确实高明,救灾的方法是非常得当的。鲁文公在位时隔年一次大旱,臧文仲对鲁文公建议:“修理外城城墙,减少吃食节省费用,致力农业,奖励各人搞好本职工作。”臧文仲知道灾祸不是由于政治失误引起的,所以仅仅是加强预防措施,不改变政治。鼓吹变复之道的人,见到灾变总是归罪于政治原因,不考察政治上有没有过失。见到怪异就惊惧疑惑,改变道德行为,把不应当改变的也改变了,结果只能是自取灾祸!

  为什么说必定要举行雩祭呢?《春秋》上有关于雩祭的记载,作“传”

  的左丘明、公羊高、穀梁赤都对此没有讥刺的说法,应当雩祭是很清楚的。曾皙对孔子谈自己的志向说:“春末之时,春衣已经做好穿上,相约五六个成年人,六七个小孩子,在沂水里洗澡,在舞雩台上吹吹风,一路唱着歌走回来。”孔子说:“我赞同曾点的想法!”鲁国设雩祭之所在沂水旁。“暮”,是晚的意思。“春,讲的是四月。“春服既成”,讲的是四月的衣服已经做好了。“冠者”、“童子”,指的是雩祭伴奏、跳舞的人。“浴乎沂”,讲的是涉过沂水,象征从水中出来的龙。“风乎舞雩”,“风”是讲唱歌。“咏而馈”,是讲唱着歌用酒食雩祭,歌唱咏诵而祭祀。解说《论语》的人,认为浴是在沂水中沐浴。风,是吹干身上。周历的四月,是夏历的二月,天气还在寒冷,怎么能沐浴后让风吹干身体呢?由此说来,是涉水而不是沐浴,雩祭是确实的了。《春秋左氏传》上说:“惊蛰时要雩祭。”又说:“龙星出现要雩祭”,惊蛰与龙星出现,都在二月,春天二月雩祭,秋天八月也雩祭。春雩是为谷苗祈求雨水,秋雩是为谷穗祈求长得饱满。现在祭祀灵星,就是过去秋天举行的雩祭。春雩废除了,秋雩还存在,所以现在对灵星的祭祀,就是每年的雩祭。孔子说:“我赞同曾点的想法。”这是称赞曾点的说法,想用雩祭来调和阴阳之气,所以赞同他的想法,假如雩祭不符合正道,曾点想那样做,孔子应当反对,就不该赞同了。樊迟随孔子出游,对鲁国的雩祭有所感触而求问于孔子,这是批评鲁国不崇尚德行而光知道一再搞雩祭。

  雩祭,很古以前就有的。所以《礼记》上说:“雩祭,是祭祀解除水旱灾害。”自古就有雩礼,所以孔子对此不讥刺,而董仲舒发挥了它的大义。如果是这样,雩祭,是祭祀之礼。雩祭符合礼,发大水就击鼓献上牲畜祭祀土地神,这也是符合于古礼的。符合于礼就不会错,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一条理由。按照礼的规定,祭祀土地神,报答它生长万物的功德。土地宽广遥远,难得普遍祭祀到,因此建立一个社作为供奉土地神的场所,一心一意地供奉它。造成水旱灾害的是阴阳之气,它充满天地之间,难得全部祭祀到,所以修建祭坛设立牌位,恭恭敬敬地祈求,仿效祭祀土地神的道理,这是消除灾害,恢复正常状况的办法。把对待活人的办法推行于事奉死人,把对待人的办法推行于事奉鬼神。阴阳精气,也许像活人一样能饮食吧,所以供奉芳香的祭品,奉献可口的祭品,诚心诚意,希望能对自己的供奉给予报答。从推行祭祀社神方面说来,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二条理由。一年中阴阳之气调和,灾害不发生,尚且还要举行雩祭。现在祭祀灵星是依照古代的雩礼。何况一年中阴阳之气发生了变化,水旱灾害经常出现,君主的惊惧,必然是很痛切的。虽然有了对灵星祭祀,仍然要再举行雩祭,唯恐只有前一项祭祀还不够周到,这就是一祭再祭的含义了。期望消除灾害带来的损失,获得庄稼丰收的报答,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三条理由。行礼的时候心是至诚的,乐曲的节奏是欢快的。至诚可以用玉器丝帛来表达心意,欢快可以用钟鼓来检验诚意。雩祭祷告祈求,君主是极诚恳的。至诚的心意隐慝于内,无法表达出来,所以举行雩祭以尽量表达自己恐惧不安的心情,把自己的诚心献到雩祭台前。用玉帛钟鼓来表达祭祀的诚意,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四条理由。大臣得罪了君主,儿子对父亲犯了过错,等到自己改正时,尚且应当对自己的罪过进行道歉。君主对旱灾惶恐不安,如果旱灾是由政治所引起的,就好比大臣得罪君主和儿子对父亲犯了过错一样。不声不响地改变政治,暗中改变道德行为,不显露出来,上天的愤怒不会解除,所以必须举行雩祭,为表达对旱灾的惶恐不安的心意,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五条理由。

  汉代设立博士这种官,老师学生互相责难,想要穷尽“道”的深奥,弄清是非的道理。不进行横加责难,就得不到正确的看法。不进行一再的追问,就听不到绝妙的回答。摇动簸箕选择谷米,是想得到精米;用磨刀石磨刀,是想使刀刃锋利。以上议论是为了推究《春秋》的原义,寻求关于雩祭的道理,证实孔子的想法,查考董仲舒的心思。孔子已经死了,董仲舒已经死了,世间上的论述者,又应当去问谁呢?唯有像孔子这样的人,董仲舒这样的人,才能去解释它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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